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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
观众看A电影，影院要么给一张B电影的票，要么给手写票而非机打票，这种看似“无伤大雅”的操作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困扰电影行业的顽疾：“偷票房”。
近期，随着多部热门影片上映，暑期档票房节节走高，“偷票房”一词也再度登上各大平台热搜。深受“偷票房”困扰的电影《功夫女足》近期公开发声，呼吁抵制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。不只是《功夫女足》，近年来上映的多部热门电影，均曾遭遇“偷票房”困扰。
“热门影片因为看的人多，票房整体较高，影院‘偷票房’更难被发现，所以热门电影被‘偷票房’的现象也更多一些。”电影行业资深从业者林文（化名）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。
热门片屡遭“偷票房”
电影票房是一个备受关注且高度“透明”的数字。每部电影上映后，票房、场次、上座率、平均票价等数据都会同步实时更新。票房数据主要由各终端放映影院进行报送，基于这一数据，影院与片方将按相应的分成比例进行票房结算。
“偷票房”则完全游离在这套规则之外。“影院通过漏报、瞒报等方式减少票房上报，将原本应该与片方分账的票房吞下。”林文向记者表示，影院“偷票房”会直接导致片方的经济利益受损。
“偷票房”现象由来已久，已成为困扰电影产业发展的“顽疾”，尤其是热门大片上映期间，这一现象往往更为显著。
以摘得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为例，该片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后，有大量观众曝光部分影城以虚假出票、出具手写票等方式漏报瞒报票房。此后，包括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在内的6部春节档影片联合声明，将通过线上数据对比、线下人工监察等方式对“偷票房”行为予以打击。
近期，周星驰导演的新片《功夫女足》上映期间，也有部分影院被曝光存在“偷票房”行为。片方公开呼吁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。
周星驰影迷会在公开发布的文章中提到，安徽六安华腾国际影城、江西新余中影时代影城等存在“偷票房”行为。
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联系了上述两家影院。安徽六安华腾国际影城接线人员否认影院存在“偷票房”行为。接线人员称：“如果我们存在‘偷票房’行为，密钥肯定已经被停掉了。”江西新余中影时代影城一位负责人则表示，影院已经就此事向片方进行了解释，目前该影院《功夫女足》正常放映。
行业研究机构拓普数据近日发布的《2026年放映终端偷漏瞒报行为报告》指出，“爆款效应”与“偷票房乱象”并存，已是电影市场多年的问题。今年上半年国内影院偷漏瞒报问题突出，违规行为损害多方利益。
操作手法日趋隐蔽
影院偷漏瞒报票房，核心是利益驱动。按照行业现行主流模式，一张100元的电影票，在扣除合计约8.3%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相关税费后，影院方通常能拿到剩余票房的57%，而片方获得另外43%。
若影院偷漏瞒报票房，则可不与片方分账，获得全部91.7元甚至100元票款。巨大的差价，让部分影院选择违规操作。
林文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随着票房监管体系的日趋完善，“偷票房”现象已明显收敛，但部分“偷票房”行为也变得更加隐蔽，难以察觉。
他介绍，实际操作中，影院有多种方式实现“偷票房”。比如观众看热门的A电影，影院出具较为冷门的B电影的票，而B电影的片方可能仅追求表面的票房数据，不参与实际票房分账，或仅以较低的比例分账，这给影院留下了利益空间。
电影行业资深分析师沈竣（化名）向记者介绍，若两部电影票价不同，影院也可实现“套利”。“比如A电影票价30元，按比例需要分账给片方约11.8元；而B电影票价15元，若影院出具B电影的票，只需要分账给片方约5.9元。”
不过，林文表示，线上操作较为复杂，有一定难度。影院更常见的偷漏瞒报方式是不出票，或仅出具手写票。观众购买电影票后，影院提供的是无法溯源的手写票，实际可能并未出票，而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线下购票场景中。
根据拓普数据发布的报告，线下前台售票正是偷漏瞒报票房的高发渠道。沈竣向记者表示，“偷票房”一直是行业顽疾，这两年这种行为更为隐蔽，线下前台售票违规的情况更多一些。当消费者到影院前台买票，除非片方派人现场盯着，否则很难监管。
对于哪些影院更容易出现“偷票房”行为，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，中小影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。这主要是因为大型连锁影城有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，而单体影城、中小影城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，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。
片方维权面临难题
“偷票房”行为不仅直接损害相关方利益，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。电影投资本身具有高风险性，票房的“跑冒滴漏”让片方更难收回投资成本，直接影响其后续影视项目开发的积极性。
实际上，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，对“偷票房”等行为的监管力度在不断提升。
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锦丽向记者表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相关规定，影院应当如实统计票房收入，不得虚报、瞒报，否则根据涉事情节的严重性，轻则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，并处相应罚款；重则面临责令停业整顿、吊销许可证等严厉处罚措施。
然而，从过往实际案例来看，片方在面临“偷票房”问题时，采取的措施通常较为有限。对于存在“偷票房”行为的违规影院，多数片方仅是暂停其密钥。即便被“偷票房”直接导致经济损失，片方也较少直接采取法律维权措施。
刘锦丽告诉记者，片方较少直接采取民事诉讼方式维权的主要原因是举证难度大、维权周期长、维权成本相对较高。片方自主维权，一般诉讼流程需要的时间都在几个月以上，等到判决作出、执行落地，影片的热映档期可能早已结束，难以达到及时止损的维权效果。
“现在行业对发行方都以排片率作为考核标准。发行方为了追求更高的排片率，对于影院的违规行为可能采取包容态度。而且相较于追回流失的分账收益，维持渠道合作的稳定优先级更高。”沈竣表示。
沈竣建议，未来可通过推行售票系统全“云端化”，构建影院黑名单库，线下部署监控设备实时核验售票情况等举措，提高对票房的监管效率。
“比如可以将违规影院录入云端黑名单库，全行业片方实时共享该数据，正在上映的影片暂停密钥，待映影片不提供首轮放映密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片方可抱团协同治理违规行为，倒逼影院合规经营。”沈竣说。
刘锦丽认为，改善当前局面的关键可能在于压缩违法空间、降低片方的举证难度并提高违法成本。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票房监管机制，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强化票房数据的留存、核验和追溯，增强数据的及时性和透明度。另外，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之间证据衔接机制，充分发挥行政调查取证手段的作用，减轻片方单独取证的负担。
“行政监管、行业信用约束和民事赔偿等多种机制形成协同治理杠杆式投资股票，有助于增强威慑效果，提升影院整体违法成本，更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电影市场秩序。”刘锦丽向记者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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